郑筱筠:发挥南传佛教区位优势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2016年3月1日更新皈依佛网
  南传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宗教文化区位优势。这一区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南传佛教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一区位优势的辐射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几十个国家,40多亿人,影响范围甚广,因此,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发挥南传佛教的宗教正能量,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以宗教的区位优势来打造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机制形成互补,辩证看待南传佛教的积极作用,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

  一、辩证地认识到南传佛教的区位文化优势,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

  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跨境而居的民族,彼此间有天然的族源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从文化格局的分布来看,由于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等原因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是正常现象,在内地常以差序格局形式出现,但在云南与东南亚各国接壤地区,虽然并未形成差序格局的特征,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来看,其形成了以族缘、亲缘和地缘认同为主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即以族缘认同为深层纽带,地缘关系为辅的文化交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地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对此,应该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对话、理解融入其中,产生中国-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一体化效应。

  二、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
  我们可以建立地缘———跨地缘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现在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有时不能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甚至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到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

  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从地缘宗教的角度来说,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我国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之间天然的族缘联系、地缘联系、血缘联系、文化联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内在宗教文化的亲和力,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动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交流。此外,近年来,我国南传佛教开始较为注重僧才的培养,已经建立培训中心和各级佛教学校和佛学院,在培养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的同时,也积极加大力度培养走进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对话的高水平南传佛教僧才。这在很大层面上就是在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

  三、通过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积极开拓多渠道的公共外交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升国际形象,克服我国在全方位的立体外交进程中的“短板”。从这一角度来看,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可以扩大宗教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

  南传佛教文化优势体现中的“民间外交家”很多,这不仅仅是东南亚与我国的跨境民族,而且还有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进行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交流、交往的外籍人士,更有世界范围内南传佛教信徒及对南传佛教文化认同的社会各界人士。他们都可以成为我国的“民间外交家”。

  四、以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合作交流机制相互配合,从而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与经济交流互补的深度立体机制

  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和“黄金四角经济合作”三种大合作机制,却缺乏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项目。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贯彻执行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跟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全面我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经济项目的开展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到信徒,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可以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打造南传佛教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交流机制互补,甚至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全国青联社科联理事、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本文为在“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转引自:《人民政协报》2016-02-25期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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