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法泉地灵
2017年11月21日更新皈依佛网
  甘肃省白银市境内的寺院庙宇不少,但拥有千年以上的古刹却不多。创建于北魏时期的靖远法泉寺,在宗教传承的时空纬度上,绝对是白银境内独一无二的一处宗教圣地,文化积淀深厚。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同友人一起游览了这座千年古刹,在阵阵梵音中领略了宗教文化带给人们的心灵慰藉。

  跨越1500年时空,法泉寺的前世今生
  法泉寺,在今靖远县东湾镇杨稍沟口的红山岔中,又叫“红山石崖禅寺”,距离县城约十公里,古有“法泉地灵”的称谓,为靖远古八景之一。

  在我国西北佛教发展的历史上,佛门曾以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为上院,而以甘肃省靖远县的法泉寺为下院。两座千年古刹同处丝绸之路,彼此遥相呼应,法泉寺最初以“法门”立说;从地貌特征而言,法泉寺所在的红山岔四周山崖陡峭突兀,山崖顶部童山秃岭,但神奇的是,山崖下却有多处清泉汩汩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眼,分别为“墨池”“月牙”“龙骨”,这三眼清泉被当地人视为灵泉,法泉寺又以“清泉”立说。取“法门”为上义,取“清泉”成下义,两相结合,遂成靖远法泉寺的寺名。

  法泉寺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与陕西法门寺同承一脉,属中国佛教百大名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法泉寺见证了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历尽了风雨沧桑。

  法泉寺因寺身被石崖环抱,远看恰似一把古铜大锁,因而寺院所在地又被称作锁口。南北朝时,佛教已盛传中国内地,据说菩提达摩曾魂示锁口居民,在红山石崖修佛造窟,以求四方众生得到庇佑,法泉寺就在此时得以初建。

  据《敬德监修法泉寺碑记》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梦中见孔圣演化,西北方向佛气泛泛。翌日早朝,钦天监袁天罡上殿奏本曰:夜观天象,会州东南出一道佛光,空中宝塔金光灿灿。唐太宗派敬德查询,佛塔显像圣地正是会州锁口,于是朝廷派敬德监修。法泉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唐初大将尉迟敬德监督修建法泉寺的石碑,今已不知所踪。

  明代成化十二年(1477年),固原兵备副使杨冕撰写了《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他写到:“靖远卫去城东半舍许,有山曰红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创自前代莫考其详,但据开城景云寺(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的须弥山石窟)碑云:‘宋崇宁五年,尝钦赐度牒(度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有牒的免征地税、徭役。)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遣僧党真巴赴西安(北宋时的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吉境),隶下景云而给之’,则知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也。”可见,法泉寺同陕西法门寺、宁夏景云寺是一脉相承的。法泉寺在历史上相较法门寺而言是下院,但相较景云寺而言却属上院,其历史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杨冕在《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中继续写到:“我大明开国,兵火之余,殿廊颓圮,佛像剥落,基址蓬蒿,石殿瑶室俱为土人畜牧之篱;唯石佛十余座,洞中风雨所不及,而金碧犹存焉者。”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已有1000年历史的法泉寺,曾因战乱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另据《定西文物》记载,法泉寺历朝历代都有增修,但主要集中在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年)、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1522年)和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年(1582年),这几年分别都对法泉寺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并撰有相应碑文记述相关修建情况。

  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京师大慈法王徒弟桑迦班丹出游,西行至法泉寺,喜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以为“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于是筹措资材,大加修缮。拓展旧址,创建了大佛殿,整修天王殿、伽蓝殿、观音堂,以及大门、僧舍等建筑,用砖石加固屋基,并在梁柱之上涂抹丹雘予以装饰,整个寺院修葺一新,美丽壮观。

  景泰年间,靖虏卫守备房贵创建大殿、伽蓝殿。嘉靖年间,高僧圆明葺修废圮。万历十年,固原北寺高僧宽玉云游此地,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同徒祖通凿地穿洞为僧院,依崖建阁,安置经藏。至清朝康熙年间,开凿石窟数十眼,时有天王洞、千佛洞、三教洞、藏经洞、鸿文洞、长者庙、觉世亭、卧桥、古塔、唐榆、宋柳、明钟等多处景观。

  明末清初,印度游僧戈桑巴尼远渡重洋,来到法泉寺讲经说法,远近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藏族高僧桑加班丹曾主持法泉建寺修阁,收徒会友,盛况空前。清康熙年间,寺院占地面积达四平方里,拥有佛田千亩,分前寺后寺,僧侣多达1500之众,鼎盛当时。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这里曾珍藏着转移到甘肃省的国家一级文物《四库全书》等古籍典章,无疑给这座千年古刹平添了些许文化底蕴。

  由于法泉寺久负盛名,到上世纪50年代,法泉寺属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60年代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部队进驻法泉修建营房,虽然此时也保护了一部分石窟,但总体而言,寺院遭到了重大破坏,之后法泉寺被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后,法泉寺迎来了维修与保护的新阶段。1988年成立了靖远县法泉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和法泉寺维修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当地著名居士张玉仙女士负责。张玉仙爱国爱教,布药济生,积缘贯资,立志修补法泉寺。在她的带动下,最终修复了23个石窟,补修了大佛殿、五方佛窟等,新建了紫轩阁、天桥、天峰塔等,补塑彩绘大小神佛像上千尊。还从九华山接来了8尊木雕像,从缅甸接来了5尊玉佛像,发掘出土了唐代的达摩祖师和两个童子的塑像,极具考古与文物价值。1993年,法泉寺恢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重放光华。2004年,法泉寺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

  36个石窟,构成了法泉寺最具价值的“类同敦煌莫高窟”

  靖远法泉寺景观既多且奇,美不胜收;然而在众多景观中,最具价值的奇异景观还是法泉寺石窟群。靖远法泉寺石窟与我省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著名石窟在凿修时间、雕绘风格等方面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协同媲美陇上,相映溢彩塞北。

  法泉寺自北魏初建,后经历朝历代各代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不断开凿修缮,最终形成了今日洞窟连片、雕像丰富的奇观,寺中积累了数量众多的壁画、雕塑,其风格“类同敦煌莫高窟”。

  法泉寺石窟群,依山开凿,分布在长约1000米、宽约150米深的东、北、西三面崖壁上,沟内有泉水流出。石窟大多为前殿后窟,一小部分是有窟而无殿,多数石窟阴深森严,独自入内,甚觉恐怖。石窟殿阁之上饰以飞檐,雕有走兽,且有琉璃瓦覆顶。有的石窟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孔子并排同坐,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生动写照。

  从南端山门进入法泉寺,深沟将窟群分成东、西两面,西侧从南向北依次有药王庙、梵王宫、演阳宫、达摩洞、骨魂庙、观音殿、子孙宫、督刚庙至凌云塔;东侧从北向南,依次有地藏窟、天王洞、无量佛窟、觉世亭、聚贤阁、魁星阁、文昌阁、鸿文阁等。文昌阁悬于山崖之下,造型独特,气势雄伟。文昌阁下是文昌帝君洗笔之墨池,“墨池”乃法泉寺最为著名的灵泉之一,其中泉水清可见底。聚贤阁、魁星阁并列文昌阁两侧,是明代兵部尚书彭泽早年潜心苦读之地。

  在众多石窟及其造像中,千佛窟、天王洞、达摩洞代表了法泉寺石窟的最高艺术水平,窟内保存有唐代以来的彩绘雕塑佛像及壁画等文物,其中有唐代所塑达摩祖师像一尊,保存完整,极其珍贵。

  千佛窟窟深14米,宽9米,开凿于北魏时期。现由前后两窟组成,为支提式石窟,四壁开龛,龛内有圆雕、高浮雕、浮雕佛像。窟门有跏趺坐佛二尊,入门顶部绘有花瓣朝下的覆莲藻井一方,四周镶嵌层层花边,最外层缀饰彩铃和彩带,画面色调以蓝、红、绿、褐为主色,色彩绚丽,构图精美。

  后窟正中佛龛内塑释迦牟尼说法像。释迦牟尼头悬华盖,结跏趺坐于正中,双手托钵,慈目低垂,面相丰圆,嘴角内敛,雍容端庄。佛的近侍是迦叶和阿难。右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手结禅印;左为阿弥陀佛,亦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结禅印。释迦牟尼塑像前为发髻高绾的观音菩萨。其左边为顶结五髻、手持定剑、骑在一头猛狮之上的文殊菩萨;其右边为手持法器、侧骑于大象之上的普贤菩萨。外侧是两尊菩萨,再外侧是两尊力士。东、西两壁,前壁塑有千佛浮雕和十八罗汉。其中十八罗汉造型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秃头袒胸,面相慈善,身穿长衣,手执法竹;有的面相威严,身着俗衣,双臂裹在衣服中;有的面带微笑,身着宽袖僧袍,右手当胸施恐吓印,左手执拂尘;有的身穿宽袖袈裟,右手当胸施礼供印,左手于脐前向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垫墩中央;有的双眉倒竖,正视前方,身穿宽袖僧衣,右手持净瓶,左手持禅杖;有的袒露右臂和胸,手持经典,低头阅经;有的身着宽袖僧衣,双手当胸持菩提佛塔;有的胸臂袒露,左手脐前捧僧钵。龛边塑有维摩诘经变图,画中维摩诘舒适地坐于方帐之中,手持尘尾,神态自然舒展。相对而坐的文殊菩萨则端坐于狮子宝座上,神情庄重,不苟言笑。

  后窟门正中上方有一结跏趺而坐的释迦牟尼浮雕塑像,身着瓷蓝色宽大袈裟,面庞丰满洁白,眉额正中有一朱砂红痣,为唐代雕像。前窟正中为弥勒佛塑像,赤足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光头圆脸,裸露着肥硕的前胸和肚皮,方口大开,笑容可掬,双耳垂肩,通体乳白。

  天王洞也是北魏石窟,为平顶式石窟,深6米,宽5米,三面开龛。中塑高约2米的天王像,紫红脸膛,双眉上挑,面色威严,头戴黄冠红缨,身着绿袍黄盔甲,红色官带系于腰间,黄色裙带结于腹前且下垂于膝下,长靴至膝,左手托塔,右手叉腰。龛前壁和南北两壁为侍者和佛的画像。两侍者均双手合十。其中一侍者脸部圆润,眉如弯月,双目低垂,俯视前方,体态丰满,宽衣广袖;另一侍者身着宽大僧袍,面容清癯,略带微笑,双眉呈倒八字状,双手合十于胸前。画像铁线银钩,笔法苍劲有力,为典型的唐代绘画风格。像下有长幅题词,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完全辨认,只能看清楚“法泉”“幽静”几个大字。

  达摩洞也开凿于北魏时期,为平顶式建筑。达摩像坐北朝南,像前有木雕龛门,上悬“道阐东土”。达摩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头戴圆形禅帽,眉骨突出,双眉竖立,二目深陷圆睁,双耳垂肩,嘴阔鼻圆,眉毛头发卷曲,禅衣领至脐下,袒胸露腹,土黄色的裙子系于腹部,裙带于脐前打结。像后衬以牡丹浮雕,色彩艳丽。达摩塑像两旁塑有二伫立侍童,身材魁梧。右边的侍童袒胸露臂,胸戴璎珞,手捧供品;左童宽衣广袖,左手捂胸,右手执一麻鞋。佛像虽着中原服装,但相貌有着明显的异族特征。

  法泉寺石窟,折射出厚重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石窟艺术博大精深,它凝聚着世界上几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审美意识和理想,也是几个古老国家的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我省地接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佛教以及石窟寺艺术发展较早和兴盛的省份之一。省内石窟寺自西而东连成一线,主要有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寺以及麦积山石窟。这些艺术瑰宝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发出灿烂的光彩,他们的开凿起始时间属于同一时期,但在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又有各自的光辉。

  靖远,在历史上为著名的丝绸北路重镇,也是西渡黄河的咽喉。最早创建于北魏时期的石窟是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晶,是南北朝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也是魏晋以来民众新思潮的体现。而外来佛教的传播和渗透,又成为这种思潮的载体和皈依。

  靖远法泉寺石窟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与佛教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自东汉传入汉地,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和接受。一方面,佛教的传教方式受到了劳苦大众的赞同,特别是贫苦老百姓觉得这些传教僧人才是真正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进而认识到佛教“普度众生”的理想境界和真诚。另一方面,上层社会人士则是观念上的认同。佛教“性空”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玄学派的“本无”观赞赏,二者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佛教学说迎合了北魏统治集团的意向,由被动信佛发展到自觉崇拜,这是北魏佛教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也是石窟寺诞生的前提和社会背景。北魏统治者极力宣扬佛教,提倡佛教,把帝王、佛祖一体化,体现了佛政合一的政治原则。法泉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开凿,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南北朝时期,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结束了十六国以来的混乱局面,“丝绸之路”重新昌盛,崇佛开窟之风非常盛行。法泉寺临近黄河,又地处“丝绸之路”干道,在此时此地开窟造像,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

  法泉寺石窟的造像同其他地方的石窟造像是一样的,筑凿的洞窟为支提式和平顶窟,有四面开龛、三面开龛、一面开龛等形式。龛中有圆雕、高浮雕、彩塑等形式。圆雕主要有佛像,浮雕则如千佛洞的千佛像,高浮雕则有装饰在佛龛上的经变图、龙头、凤首等,窟前有木结构斗拱衬承。

  法泉寺石窟中,部分北魏以及明清建筑塑像都遭到破坏,保存较完整的是千佛洞。法泉寺的石雕佛坐像经破坏现仅留佛身,看不见佛首(现在佛首是新仿制的),为跏趺坐状。石刻技巧粗犷有力,生动活泼,但没有铭文。在《靖远新志》里提到“此石刻甚古,疑是六朝人作品,唯石质甚劣,多半剥落。”立在大佛殿前的《法记》,以及《祠堂献匾叙文》等石碑,经历风雨浸蚀,剥落不全,但他却是寺内最珍贵的文物,石窟历史辉煌的见证者。

  法泉寺石窟的壁画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装饰图案及大量的故事画。佛像画是石窟中最主要的部分,主要表现各种佛像,如三世佛、释迦等;各种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等;以及佛教传说中的天龙八部等各种不同等级的佛。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形式表现晦涩深奥的佛教经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变”。而用绘画的手法来表现佛教经典内容则被称为“变相”,也就是经变画,法泉寺石窟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内容。

  法泉寺石窟在造像上,受到同时代的本土民族艺术的影响,人物造型开始打破西域模式,形成眉目开朗、面貌清秀、面带笑容的潇洒飘逸画风,但还有着明显的印度、西域的痕迹,“人物造型多是头戴花蔓或宝冠,曲发垂肩,面相椭圆,直鼻细眼,耳轮长垂,体态粗壮,上身半裸,胸饰璎珞……故事画中的世俗国王与菩萨相同,均为西域式衣冠,世俗妇女服装多为龟兹式……面部晕染采用表现明暗的凹凸法,即画史上所谓的“天竺遗法”,风格粗犷,色彩纯厚,造型整体而果断,线条苍劲,不强调细致的刻画。法泉寺达摩洞窟内现保存达摩佛像一尊,为坐状,突顶卷发,旁为两个侍者,天真活泼,一手捧麻鞋,一手持依仗,窟内都是牡丹纹悬塑,十分逼真,是法泉寺所仅存的唯一泥塑。

  在雕刻技巧上,中国化和传统化是主基调,同时又毫不保守地吸收了外来的犍陀罗文化艺术。所谓的传统化就是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雕刻艺术传统。从窟的造像和浮雕中都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形体质朴浑厚、线条劲健有力的特点。窟中大浮雕就是汉代所创的以画面为突出地面的突雕手法。而窟的造像在突雕的基础上再向外突出,进而形成了立体的圆雕,以突出体现体雄姿伟。造像大小不同,神态表情的威严、恬静、狰狞的变化构成了洞窟的不同气氛。中西合璧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形象方面,仍保持外来犍陀罗式造像的遗风。

  法泉寺石窟巨大的规模和磅礴的气势,不仅表现在窟容空间上,而且也体现在洞窟的造型上。圆角方形的洞窟,这样的造型无疑是一种天地结合的造型。北方游牧民族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广大劳苦工匠则把“佛的世界”世俗化了,这种穹庐造型是北方少数民族和黄土窑洞居室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把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有地域化的具体反映。

  总之,法泉寺石窟的内容比较丰富,通过各种不同题材形式,对佛教教义作了全面的反映。立佛的高大、挺拔、雄健给人以庄重威严的感觉。佛着双肩搭宽博袭装,这是典型的中国化宽衣博带服饰。从佛的面部表情看,脸形方圆,厚嘴唇,直而不高的鼻梁,已经少了鼻梁和前额平直的外来键陀罗式风格。弥勒菩萨高发髻,方形冠,体型修长,身着宽博袭装,交脚而坐,表情沉重。普贤菩萨表情和蔼,笑容可掬,雕刻线条流畅细致。标志着印度佛教中的男菩萨已向中国化佛教的女菩萨转化演变,反映出当时士族阶层审美理想对佛教的渗透。

  法泉寺石窟,是老祖宗馈赠给白银人民的一处宝藏,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这处宝藏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今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一些文史爱好者撰写的综述性文字。在甘肃省内及国内的知名度,也远低于其他石窟寺。我们期待着法泉寺拂去尘埃、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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