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正法师追忆王新老师!30载往事还原佛门师恩真情
2020年4月3日更新皈依佛网
  编者按:佛教是非常重视师道的宗教,走上修行之路,首先要寻师。佛教认为,善知识(导师)就像黑夜中的灯塔,迷途中的指路人。日前,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普正法师撰文追忆恩师——《怀念王新老师》,普正法师在追忆文章中细致描写了鲜为人知的僧俗师承之谊。今天,是普正法师恩师、原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王新居士去世的第四十九天,让我们跟随普正法师的笔触,一起走进佛门尊师之道背后的真实情感。

  文:普正法师
  王新居士是我在中国佛学院读本科时的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2020年2月14日23时08分,他于北京顺义家安详舍报,享年98岁。噩耗传来,犹如霹雳。

  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是严师,谈心的时候是慈父,指导学修的时候是导师。他去世,我本应返回北京送王老师最后一程,却因疫情,只能困守兰州,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岁月和往事,在眼前一一浮现,便更觉悲痛难抑。

  中国佛学院最早的一批学僧

  王新老师 1922年7月8日生于江苏南通,1956年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班学习,是最早的一批学僧,本科毕业之后 , 他继续在中国佛学院 读研究生,于 1965年 , 从 佛教史专业毕业。

  王新老师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寺院,参加过炼钢,修建十三陵水库,建造人民大会堂地基和首都的绿化工作。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王新老师从未改变过信仰,从未间断佛学研究,始终重视和坚持学修并进、教学相长。

  落实宗教政策后,王新老师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佛学院工作,是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第五、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七届理事会咨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研究员。

  既是严师, 也是慈父
  我读本科时,王新老师给我们讲佛教史,他讲的佛教史,是最受同学们欢迎和重视的课程。

  佛教史是对佛教诞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回顾和总结,分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两个部分。要讲授这门课程,不仅需要精通佛教历史,更要通达佛教诸宗派的教理教义。王老师正是这样一位精通佛教历史,又通达诸宗要义的老师。

  知识渊博的王新老师非常低调,内心充满慈悲和智慧。他教学严谨,对学生向来都是温言善语,每一节课都风雨无阻,深受学院师生的崇敬。

  我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破格安排我做93级本科班的班主任,从此我开始一边学习,一边管理学生。除在佛学院三年班长的经验之外,老师对我也多有点拨,班主任的工作也能得心应手,得到院领导的认可和赞扬。

  94年本科毕业后,佛学院留了8位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和中智法师一起学天台学,王新老师是我的导师。

  研究生一周上两次课,每次都是三节课连着上,每次上课前,我就给王老师准备好茶水,在前院接一下他。有时候王老师来的早,就会到我的宿舍,问一些学习的情况。

  此时的我,一边是研究班的学僧,一边是93级本科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还会关心我的工作,每当发现我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都会点化到我到领会为止。

  一边传授我知识,一边教我做人做事,王老师既是严师,也是慈父。

  王老师因材施教,引经据典,润物无声,他给我们列出了必须读的书籍,每一节课都要写大量的板书。我也是认真的做了笔记,在我给佛学院学生授课时,依然会用到这些笔记,可以说是受用无穷。

  王老师教学深受欢迎,学唯识学的研究生理证法师和怀进法师常年蹭课,三年几乎没有落下。如果不是因为教室小,还会有更多的同学来蹭课。

  王新老师每学期都要求我们写两篇论文,每篇论文他都会亲自标注、修改,指出不足,提出要求。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天台的判教》,王老师就多次指导修改,有的部分,修改的比原文还多。在概念和原则性论点上,老师更是细致入微。他对学问的那份执着和认真,真的令人钦佩。论文完成后,王老师还给我写了一段评语,鼓励我继续努力用功。

  我这一届毕业了八位研究生,当时是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届。毕业之时,赵朴老作为院长亲自参加,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那一年,也是93级本科学僧的毕业年,我是佛学院为数不多的,把四年完整带下来的班主任。

  我当班主任的那几年,院领导因不同原因接连离开佛学院,一度只有教务长白光老法师支撑着佛学院运转。我作为班主任,也算是白老的得力助手,与白老结下了不解之缘。白老于2016年10月26日示寂于天津药王寺,作为尊敬的师长,永远值得我们追思与怀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话还是良言如金

  研究生毕业之后,原则上需要留在佛学 院任教。 恰逢当时中国佛教协会要选派两位学生到韩国圆光大学留学,我一时心血来潮,毛遂自荐。

  我去征求王老师意见时,向老师汇报了我想留学的意愿和因由,老师对佛学院和我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权衡利弊,认为留学的挑战虽然大,但也是机遇,国际化、全球化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如果学成归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老师还对我说,“你没有外语基础,年龄也有一点大,估计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一番叮嘱后,王老师还给我讲了韩国佛教的情况。因为当时对韩国佛教一无所知,我只是点头答应。

  在韩国学习的岁月,也确实如王老师所说,困难和磨练远远超出了留学光环带来的荣耀。

  在韩国的第一年,是在语学院学习韩语。第二年因为韩国教育部不承认中国佛学院的学历,协商的结果是我只能重新读研究生,这也是我有两个硕士学历的原因。

  在韩国的第二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圆佛教是韩国的一个新兴宗教,中国人都把它当成了佛教,但圆佛教并不承认自己是佛教。

  当时圆佛教认为,我和达正法师应该上圆佛教学院,学习圆佛教。我表示圆佛教可以学习,但我们不能上圆佛教学院。圆佛教学院是圆佛教培养教职人员的专门学院,我们是佛教徒,又是僧人,因此要求他们按照当初邀请的约定,在圆光大学学习佛教专业。

  事关信仰,我必须要这么做,此事也因此僵持。好在后来韩国的田云德长老和东国大学的法山法师拜见朴老,朴老了解到真实情况,同意我的主张,才顺利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朴老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向玄奘法师学习,并安排中国佛教协会每月给我们17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

  第二年的假期,我回国看望了朴老和王老师。当时王老师身体有点小恙,他已经了解我在韩国的情况,认为作为一个出家人,就是要正信正行,原则性问题要有立场。王老师还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生活安排,叮嘱我多接触韩国佛教界的各宗派,多关注韩国佛教发展,多交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话还是良言如金。

  学生在学问、修行、做人方面有一丁点成就,王老师都会毫不吝惜的表扬赞叹

  2001年2月,我在圆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中佛协负责韩国事务的申在夫副秘书长突然离世,佛协要求我毕业之后,回国到国际部工作。我回佛协工作,王老师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可以学而致用,发挥长处。

  国际部的工作比较琐碎,经常出差或出国,我虽人在北京,但多数时候,只有到年末,才能跟王老师见上一面。每次见到王老师,王老师反而会安慰我,说佛协工作忙碌,他都清楚。

  王老师总是替别人着想,总是鼓励自己的学生上进。我工作中的五味杂陈,也会向王老师倾诉,甚至是抱怨。而王老师总是和言善语,善巧方便,一番开导,打开我的心结。

  2005年,我考入韩国圆光大学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时候完成博士论文。前后二十余年,终于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完成了读书生涯的梦想。王老师为表祝贺,给我写了一幅《心经》、一封亲笔信,托可潜法师送给我。

  王老师信中原文如下:
  “普正法师,一别半载,念之。我去沪上,6月中旬返京,一切依然,略可告慰。法师公务繁忙,能于忙碌之中,攻读博士学位,圆满毕业,殊属难得,不辞疲倦,刻苦钻研之精神可嘉,可敬!为致贺意,亲托可潜法师专享客岁所书心经一纸,哂纳,祝颂,吉祥!王新敬启 即日。”

  王老师德高望重,却总是低调谦和,不管是对大法师,还是他的学生,都用敬称,这源于老师的信仰,让作为学生的我,深感惶恐和惭愧。

  王老师一向淡泊名利,也不主张自己的学生被名利束缚,学生在学问、修行、做人方面有一丁点成就,老师都会毫不吝惜的表扬赞叹,但对学生职位升迁,他却看的很淡,常常说“职位不是荣誉而是责任,谦虚是成功者的助缘”。

  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被名利奴役,让人丧失良知本性,堕入痛苦的深渊。老师后来又给赐了“举足为法”和“兰芝常生”两幅墨宝。

  “举足为法”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一举一动,低头抬足,无不是道,如果自己在言行上,时时处处不能彰显佛陀的慈悲和智慧,不能圆融的处理和对待自己所遇到的顺缘和逆境,那就是学未到位。 而“兰芝常生”自然是老师给我最好的寄望和祝愿。

  老师的一生,都在展示着佛法的不可思议

  王老师是中国佛学院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亲近过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佛教界泰斗级高僧和赵朴初、周叔迦、王恩洋、虞愚、叶均、林子清等大德。老师从来没有炫耀,只是觉得流年似水,良言如金,感念那些给自己知识和智慧的先贤大德。

  王老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临终时至,遗言要求在他临终前,播放自己录制唱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二六时中不要停止,要求临命终时,对身体不触不动,不针灸医药,不送医院抢救,要求一切吊唁从简。

  家属和部分在京学生,遵照老师的遗言,如理如法的善后了老师临终的过程。老师往生二十四小时之后,身体依然柔软,面目慈祥,如同沉睡,火化之后,留下了五色舍利和舍利华。

  老师用他一生的生命,展示着佛法的不可思议,表达着信仰的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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